贞观年间的一大弊政

宗室诸王和功臣子弟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。他们虽然多无奇才异能和尺寸之功，却可凭借父祖的至尊地位和显赫权势，受封高官厚禄，坐享荣华富贵。历代王朝推行封邦建国的目的是想藉此维持家天下的长治久安，但实际结果常常与统治者的初衷大相径庭：有些宗室和功臣子弟受封以后，大肆聚敛，唯利是图，给当时的吏治带来了严重影响；有些则野心勃勃，私欲膨胀，在羽翼丰满以后，便图谋不轨，甚至不惜发动武装叛乱，企图夺得更大权力。在历代君王中，唐太宗李世民虽以能“鉴古今之事，察安危之机”著称，但对于历代封邦建国的弊病却熟视无睹，对宗室和功臣子弟采取种种优柔政策，企图使李唐天下“共传永久”。

早在贞观二年（628）十二月，唐太宗就曾向公卿大臣们问道：“朕欲使子孙长久，社稷永安，其理如何？”善于奉迎的尚书右仆射萧当即回答“臣观前代，国祚所以长久者，莫不封建诸侯，以为磐石之固。秦并六国，罢侯置守，二世而亡。汉有天下，众建藩屏，年逾四百。魏晋废之，不能永久。封建之法，实可遵行。”唐太宗对萧之议“然之”不疑，于是“始议分封裂土之制”（《唐会要》卷46《封建杂录上》）。

贞观五年十月，唐太宗又召集大臣讨论对宗室子弟和“勋贤之臣”的“封建”问题。这时，魏徵率先反对。他说：“封建诸侯，则卿大夫咸资俸禄，必致厚敛”；“京畿赋税不多，所资畿外，若尽以封国邑，经费顿阙”；“燕、秦、赵、代俱带外夷，若有警急，追兵内地，难以奔赴”。礼部侍郎李白药亦应声附合：“今使勋戚子孙皆有民有社，易世之后，将骄淫自姿，攻战相残，害民尤深，不若守令之迭居也。”只有中书侍郎颜师古迎合上意，认为“不若分王诸子，勿令过大，间以州县，杂错而居，互相维持，使各守其境，协力同心，足扶京邑。为置官僚，皆省司选用，法令之外，不得擅作威刑，朝贡礼仪，具有条式。一定此制，万世无虞。”最后，唐太宗拒绝了多数大臣的意见，发布诏书说：“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，宜令作镇藩部，贻厥子孙。非有大故，毋或黜免。所司明为条例，定等级以闻。”（《通鉴》卷193，太宗贞观五年十月）在这一诏令的授意下，唐太宗的皇弟李元景、李元昌、李元祥等十多人及其皇子李泰、李、李恽等多人均先后分封或改封为王，并授以刺史之职，让其临民亲政，综理州务。

事后不久，监察御史马周上疏进谏说：“伏见诏书，令宗室勋贤，作镇藩部，贻厥子孙，非有大故，无或黜免。臣窃惟陛下封之者爱之重之，欲其绪裔承守而与国无疆也。臣以为如诏旨者，陛下思所以安存之，富贵之，然后使为世官也。古者以尧、舜之父，犹有朱均之子。傥有孩童嗣职，万一骄愚，则兆庶被其殃，而国家受其败。正欲绝之，则子文之理犹在；正欲留之，而栾之恶已彰。与其毒害于见存之百姓，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。然则向所谓爱之者，乃适所以伤之也。”并劝太宗“深思其意，使夫得奉天恩，而子孙终其福禄也”（《唐会要》卷46《封建杂录上》）。对这一逆耳忠言，唐太宗拒不见纳，故疏奏不报。

贞观十一年（637）六月，唐太宗又诏令“荆州都督荆王元景、梁州都督汉王元昌、徐州都督徐王元礼”等二十一王“所任刺史，咸令子孙代代承袭”（《旧唐书》卷46《高祖二十二子·荆王元景传》）。几天以后，他又下诏，将功臣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杜如晦等十四人任为刺史，“亦令世袭”，并说：“非有大故，无得黜免”（《通鉴》卷195，太宗贞观十一年六月）。

但到贞观十三年二月，当有司催促十四位功臣赴州上任之时，长孙无忌等人均“不愿是行”，但又“辞不获免”。于是，他们便集体上表固让。太宗接表后，只得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割地以封功臣，古今通义，意欲公之后嗣，翼朕子孙，长为藩翰，传之永久。而公等薄山河之誓，发言怨望，朕亦安可强公以士宇耶！”于是，宗室诸王和功臣子弟的“世袭刺史”遂告废“止”（《旧唐书》卷65《长孙无忌传》）。

“世袭刺史”之事虽因众多功臣的极力反对而终未实行，但宗室诸王的刺史之职却并未废除，功臣子弟仍受到政治和其他方面的种种优待。这也给当时和后来的政治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。

先说任职刺史的宗室诸王，由于他们从小长于深宫，对民间疾苦和稼穑艰辛毫无所知，又不谙为吏之道，故赴任以后，有的“唯闭阁读书，吏事责成于长史、司马，谨慎自守，与物无忤”（《旧唐书》卷64《高祖二十二子·霍王元轨传》）；有的被封刺史之时，尚在孩提，只是徒有虚名而已。这些刺史自然毫无政绩可言，但也尚无恶迹。但也有些宗室子弟在任职期间，恣意妄为，多行不法，甚至怙恶不悛。如太宗之弟、江王元祥，生“性贪鄙”，在历职苏、金、、郑诸州刺史之时，“多聚金宝，营求无厌，为人吏所患”；太宗之弟、滕王元婴在任金州刺史期间，“颇骄纵逸游，动作失度”，百姓怨声载道。唐高宗即位以后，元祥更加肆无忌惮，经常利用巡省属县之机，“驱率老幼，借狗求，志纵禽之娱，忽黎元之重。”还在“农要”大忙季节，“屡出畋游，以弹弹人，将为笑乐”。高宗闻讯，曾下书告诫，但仍不思悔改。后被转为洪州都督，“又数犯宪章”。太宗之子、蒋王李恽在任安州都督时，“多造器用服玩”。后被迁为梁州都督，“及将行，有递车四百辆，州县不堪其劳。”太宗之子、虢王李凤“亦称贪暴”动辄鞭笞和处罚属吏，其暴虐残酷，可与江、滕、蒋诸王相题并论。更有甚者，有的宗室子弟在担任地方长官以后，野心膨胀，不甘居于人下，遂上下勾结，狼狈为奸，企图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。如太宗之弟、汉王元昌在历任华州刺史和梁州都督时即“颇违宪法”，太宗曾下手敕严厉谴责，但元昌不但不予“自咎”，反而心怀怨恨。后来，当他得知魏王李泰为了角逐太子，正与承乾展开明争暗斗时，他便“附托”太子承乾，并在入朝京师之时，常夜宿东宫，教唆承乾“图为不轨”，而“早为天子”。又“刻臂出血，以帛拭之，烧作灰，和酒同饮，共为信誓，潜伺间隙。”贞观十七年（642），当承乾被废，元昌“事发”以后，唐太宗仍不忍加诛，并“特敕免死”。最后，还是在大臣高士廉和李世的极力进谏下，元昌才被赐“自尽于家”。

功臣子弟在贞观及其后来的永徽之际亦有多行不法者，其中最突出的事例当属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和杜如晦之子杜荷等人。

杜荷为宰相杜如晦之次子，曾以功臣子尚太宗女城阳公主，赐爵襄阳郡公，授尚乘奉御之职。贞观十七年，在太子承乾和魏王李泰角逐太子的争斗中，杜荷同汉王元昌、齐王李以及兵部尚书侯君集等均党附承乾，企图作乱京师，进行弑逆。杜荷还唆使太子说：“天文有变，殿下自称暴疾危笃，主上必亲临视，因兹可以得志。”不久事泄，杜荷遂与侯君集等人同日伏诛。房遗爱为宰相房玄龄次子，贞观年间因尚太宗女高阳公主，被拜附马都尉，官至太府卿、散骑常侍。由于唐太宗对高阳公主的宠爱有加，故房遗爱亦特承恩遇，与其他公主之婿的礼秩绝异。但由于房遗直为房玄龄长子，故在玄龄死后，其爵位和大部家财均被遗直所承袭，而高阳公主对此却耿耿于怀。唐高宗即位以后，房遗爱曾与坐事贬官的驸马都尉薛万彻过从甚密，二人遂潜相密谋：“若国家有变，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。”企图在禅代之际，私行废立，攫取最高权力。这时，高阳公主也为夺取房遗直所承袭的官爵、家财，派人诬告遗直“无礼于己”。高宗当即派长孙无忌审问此事，结果，房遗直遂将遗爱、公主和万彻、元景相互勾结和图谋不轨之事和盘供出。于是，遗爱、公主和万彻、元景等人并赐自尽，诛连而死的还有功臣柴绍之子、尚太宗之女巴陵公主的附马都尉柴令武等。